了出去。外面是一条更窄的巷子，通向迪化街。迪化街是南北货集散地，白天人声鼎沸，此刻空无一人，只有骑楼下几只野猫在翻垃圾堆。

    他们在骑楼的柱子后面停下来。林默涵蹲在柱子阴影里，喘了几口气。陈明月蹲在他旁边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，拉过他的左手，把手帕缠在掌心上。手帕不大，包不住整个手掌，但止住了血。她包扎的动作很快，手指翻飞，像是在系一根鞋带。

    “走淡水河方向。”林默涵说，“从大稻埕码头往北，顺着河堤走。天亮之前到关渡。”

    陈明月点头。两个人又动身了。穿过迪化街，绕过永乐市场，从一条小巷子钻出来，面前就是淡水河。河面很宽，黑沉沉的，雨点打在水面上，溅起细密的水花。对岸的观音山被雨雾遮着，只看得见模糊的轮廓。河堤上有一条窄路，铺着碎石子，被雨浇得透湿。路的一侧是河，一侧是低矮的民房和仓库。偶尔有几扇窗户透着昏黄的灯光，但大部分都黑着。

    他们沿着河堤往北走。风从河面上刮过来，带着湿冷的水汽，灌进林默涵的领口。他把夹克的拉链拉到顶，还是冷。陈明月走在他前面半步，替他挡了一部分风。她的身影在夜色里瘦瘦小小的，步子却很稳。她走这条路应该走过很多次——作为交通员，从台北到淡水关渡这条线是她运送情报的主要通道。

    走了大约四十分钟，远处的河面上出现了一座桥的轮廓。台北大桥。桥上有灯，黄蒙蒙的，在雨雾里像一排晕开的墨点。桥头有岗哨，两个宪兵披着雨衣站着，手里的步枪竖在脚边。一辆军用卡车停在桥头，几个兵在检查过往的行人。

    林默涵和陈明月在桥前两百米的地方下了河堤，绕到民房后面。民房和民房之间有一条排水沟，沟里没水，长着杂草。他们沿着排水沟从桥下穿过。桥墩下面黑暗而潮湿，水滴从桥面上渗下来，滴在脖子后面，冰凉刺骨。头顶上传来宪兵说话的声音，被桥身的震动混成一片嗡嗡的杂音。

    从桥下穿过去之后，他们重新回到河堤上。台北大桥的灯光落在身后，越走越远。又走了一个多小时，河面渐渐收窄，两岸的灯火稀疏下来。前面出现了一片低矮的树林和几座零星的农舍，田里的稻子刚插过秧，水面映着天光，泛着灰白色的亮。

    关渡宫就在前面。

    那是一座不大的庙宇，建在河边的山坡上，红墙灰瓦，正殿里亮着一盏长明灯，光从门缝里透出来。庙宇前面的空地上种着两棵老榕树，枝叶繁茂，把半个院子都遮住了。庙里没有人，守庙的老人住在后院，这个时辰应该睡下了。

    林默涵和陈明月从侧面的台阶上去。台阶只有七级，石头的，被雨水冲得发亮。他们躲在正殿旁边的走廊下面，走廊有屋檐，能挡雨。陈明月靠着墙坐下来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。她的裤腿卷了起来，小腿上有一道划痕，是翻墙的时候蹭的，血已经凝了。

    林默涵在她旁边坐下来。两个人并肩靠着墙，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。庙里的长明灯光从窗户纸上透出来，照在他们身上，把他们身上的水汽照成一层淡淡的雾。

    “你冷吗？”陈明月问。

    “不冷。”

    “你嘴唇紫了。”

    林默涵低头看了她一眼。她的嘴唇也紫了，头发湿透了贴在额头上，脸色惨白，只有那双眼睛亮着。他解下自己的夹克，披在她肩上。夹克也是湿的，但比穿着单衣暖一些。陈明月没有推辞，把夹克裹紧了一点。

    “明月。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“你后悔吗？”

    陈明月侧过头看着他。长明灯的光在窗户纸上跳了一下，把她的侧脸照得明暗分明。她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然后摇了摇头。

    “不后悔。我丈夫走的时候，跟我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，‘活着就赢了。’我一直记着。”

    林默涵沉默了一会儿。他想起了老赵，想起了苏曼卿的丈夫，想起了那些在这条隐蔽战线上倒下的人。他们的名字没有人知道，他们的墓碑上不能刻字，他们的家人可能永远等不到一个解释。但他们都跟陈明月一样，说“不后悔”。

    “我以前觉得，潜伏最苦的是随时可能死。”陈明月的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，“后来我发现，潜伏最苦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。我娘还在福州，三年没见过了。她不知道我在哪，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每次写信回去，都是托人从香港转的，收信地址是假的。我娘回信问我什么时候回去，我说快了。说了三年‘快了’。”

    她低下头，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。袖子是湿的，擦不干净。她把脸埋在膝盖上，肩膀轻轻颤了一下。

    林默涵伸手揽住她的肩膀。她的身体僵了一瞬，然后慢慢靠过来，靠在他的肩膀上。她的头发蹭着他的下巴，湿漉漉的，带着雨水的凉意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收紧了手臂。她的肩膀很窄，骨头硌手，像一只瘦弱的鸟。

    “打完仗就回去。”他说，“我答应你。”

    陈明月没有说话。她闭着眼睛，呼吸渐渐平稳下来。庙里的长明灯还在亮着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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