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老师二十八九岁，省体院毕业，眉头常年紧锁，一张国字脸写满苦大仇深，搞得我们都不太敢和他对视。

    他科班出身，年富力强，刚到我们学校没多久便被校领导委以重任，指望他能够带队在市运会上重振雄风，彰显老牌名校的底蕴。

    市运会定在国庆节后的第二周。按李老师的计划，九月底正是上训练量的关键节点，他带着队员们基本保持一天两练的节奏，而且多以强度训练为主。

    “太慢，加速加速，注意抬腿！操，还想不想比了？”

    那几天上下学，我都能看到李老师咆哮着指导队员们训练，手中的秒表挥舞如皮鞭，像是在无情驱赶着羊群。

    在他们训练间隙，我偶尔调侃身旁喘着粗气甚至不停干呕的大巴：“这比专业队练得都邪乎吧！小时候让你去体校你不去，现在成天给自己累得离了歪斜的，图啥啊？别再英年早逝了。”

    “你……懂得个屁啊！”大巴气喘吁吁地驳斥道，待稍微歇过来后，按住我就是一顿毒打。

    老家这座城市四面环山，特殊的地理条件形成了较大的早晚温差，尤其初秋更甚。

    九月最后一天晚上训练结束前，李老师例行训话的时间久了一些，无非就是注意休息专心恢复认真备战扬我校威之类的车轱辘话。

    一起放学回家时，我就感觉大巴有点打蔫，全然没有迎接国庆小长假的喜悦之情。到家没多久，他便发起高烧。

    “喂！你睡没？振华吃药也不退烧，都开始说胡话了！老田夜班，我一个人也整不动他，你和大阳过来帮帮忙啊……”

    一通恼人的午夜铃声把我搅醒。我妈挂断电话，拽着我直奔大巴家，仨人连扛带抱地把大巴弄到了山钢总医院。

    吊瓶一直挂到次日凌晨，大巴才退了烧，我们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

    “哎呀，这体育棒子体格也不行啊，发烧还得住院打吊瓶，哈哈哈。”看到大巴终于醒来，我立刻嬉皮笑脸地凑过去拿他开涮。

    “你给我滚……”大巴哑着嗓子呵斥道。

    可能是有紧急生产任务，国庆节的几天假期里，大巴的爸爸倒班、妈妈加班，我便以照看大巴为名，大摇大摆地从家里跑出来。

    我妈对于这个理由无可奈何，只能放任我自由飞翔。我每天除了泡在“三厅一社”，也例行公事到医院探望大巴。

    大巴发烧偶有反复，吊瓶也就一直没停，眼看着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，只是嗓子一天比一天沙哑。

    我起初没太在意，但过了两天隐隐觉得不太对劲儿，便找值班大夫说了一下情况。

    大夫跷起二郎腿，侧着脸盯了我半天，缓缓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：“嗓子疼就还是有炎症呗，药不能停！回去继续观察吧……”

    到了开学前夕，大巴的状况越来越糟，每次开口都要运一阵子气，还要仔细辨别才能听出他说些什么。我回家跟妈妈说起这个情况，她也吃惊不小，边责备我边拨通大巴妈妈厂里电话。

    妈妈拉上我，和大巴父母前后脚到了医院，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俩脸色那么难看。大巴爸爸托厂里领导联系了医院的副院长，当副院长在假期出现在医院时，整座医院的节奏都变得紧凑起来，小护士拽着大巴又验血又捅嗓子眼，多个科室的医生当即组织会诊。

    跑前跑后折腾了一天，我晚上到家倒头便睡，睡梦中好像听见我爸妈嘀咕着什么“转院了”。

    第二天早晨，天色灰蒙蒙的。我没有看到操场上大巴微驼着背努力奔跑的身影，只觉得李老师好像比国庆节前更加暴躁了。他弯着腰站在场边，不时拍手，朝跑道上的队员们吼些不干不净的话。

    空落落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。晚上放学到家，我看到妈妈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大巴的情况。

    妈妈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小华说话还是不行，转到咱市医院也没看出来啥。你田叔今天上午带他去了省城的大医院，也不知道能咋样，哎！”

    那个年代没有手机，BP机也是稀罕玩意儿，整整一周没有大巴的消息，我连吃校门口的炸串都觉得没什么味道。

    周一上午，我们正在上班主任孙老师的数学课。教导主任突然破门闯入，对孙老师耳语几句，她便跟教导主任跑了出去，甚至没来得及交代我们先上自习。

    不大一会儿，教学楼外面一阵嘈杂。

    “有人打架啦！”靠窗的同学兴奋地大喊。

    呼啦一下子，班里一时脚步雷动、风声四起，窗台瞬间挤满了人，排在后面的同学还蹦起来向外望。

    我抢占了有利地形，外面发生的事看得一清二楚。

    操场上，大巴爸爸扯着李老师的脖领子，两人扭打到一起。

    大巴的妈妈哭喊着，和教导主任一起竭力分开两人。

    孙老师拽着大巴的胳膊站在不远处。大巴双手成拳紧握衣襟，低头一言不发。

    刚放寒假几天，我从家里偷出一条红塔山，搞定了几个混迹于附近台球厅的社会闲散人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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