角，转身出去了。

    屋里剩下两个人。

    “你怎么知道那一笔是分两次到的。”梅姐说。

    “我不知道。”陈九斤说。

    “是有人告诉我的。”

    “谁。”

    “一号楼一层，编号二九八。”

    “那笔电话是他打的。”

    “他记得那一笔分了两次，因为他为那笔尾款催了二十六天。”

    “他跟我说这一样的时候，不是为了给您报信。”

    “是三个多月前，我在一号楼收零碎，四十一个人一人给我几样他记得的东西。他给我的就是这一样。”

    “三个多月前？”

    “三个多月前。”

    “那你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。”

    “三个多月前我不知道这一样有什么用。”陈九斤说。

    “那时候我要的是十九个月的车次和时长。这一条对不上那个表，我就把它撂在一边了。”

    “昨天晚上我把那四十一个人给我的零碎从头翻了一遍。”

    “翻到第三十七条的时候看见的。”

    梅姐把红笔在手里转了半圈。

    “你昨天晚上翻了多久。”

    “从九点翻到三点。”

    “翻的时候你在找什么。”

    “找一样您用得着的东西。”

    “找到之前你不知道能找到什么。”

    “不知道。”

    “找不到怎么办。”

    “找不到我今天就不来。”陈九斤说。

    “空着手来求您，是浪费您的时间，也是浪费我的十一天。”

    两点二十，付红英回来了。

    她抱着一本账，蓝皮的，比外头那本厚。

    她把账放在桌上，翻到去年十一月那一页。

    梅姐低头看。

    她的手指头在那一页上从上往下走。

    停住了。

    她翻到十二月。

    又停住了。

    她把两页并在一块儿看。

    屋里没有人说话。

    过了大概二十秒，梅姐直起身。

    她把右手上那支红笔举起来。

    她把笔帽从桌上拿起来，扣了上去。

    咔。

    她把红笔放回笔筒。

    然后她从笔筒里抽出那支蓝的。

    付红英站在旁边，看着她的手。

    梅姐把蓝笔拧开，在十二月那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。

    她写得很慢。

    写完她没有合上。

    她抬起头。

    “三十八万六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“重了一笔。”

    “重了一笔的意思是，”陈九斤说，“您报上去的那个数，比真的多三十八万六。”

    “对。”

    “多的那一笔挂在 B 组名下。”

    “对。”

    “B 组的人现在还在不在。”

    梅姐没有答。

    付红英低下头。

    “不在了。”梅姐说。

    “那这三十八万六就永远是虚的。”陈九斤说。

    “哪一天上头往回核，核到这一笔，问 B 组要人对账，找不着人。”

    “找不着人，这三十八万六算谁的。”

    “算记账的。”

    屋里安静了。

    “您这两本账，”陈九斤说，“红的那一本是给上头看的，蓝的这一本是真的。”

    “两本之间差多少，您心里一直有个数。”

    “您敢在这儿坐着，是因为那个数是您自己定的。”

    “今天多出来一笔您不知道的。”

    “多出来一笔您不知道的，那个数就不是您定的了。”

    梅姐把蓝笔在手里握着。

    她没有说话。

    “我这张纸上写的，就是这一样。”陈九斤说。

    “不是我抓到您的把柄。”

    “是我把一个您自己不知道的窟窿指给您看。”

    “您现在补，是您自己补。”

    “等哪天别人指出来，那就不是补了。”

    窗帘外头有风，帘子鼓了一下，光在桌上晃了晃。

    梅姐把蓝笔盖上。

    她把那张纸拿起来，对折，再对折，塞进账本里。

    “红英。”

    “在。”

    “你出去。”

    “梅姐——”

    “出去。”

    付红英把那沓单子拿起来，走了。

    门关上了。

    屋里剩下两个人。

    梅姐往椅背上靠了一点。

    “陈九斤。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“你这一手，我这三年没见过。”

    “三年前有一个人来找我借过东西。”她说。

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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