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天阳的老婆姓乔，叫乔玉芬，在城东开了家花店，不大，二十来平米，门口摆两排绿萝和一缸睡莲。陆峥和夏晚星找过去的时候，她正蹲在店门口拿剪刀修一枝白菊，剪下来的碎叶子落在脚边堆了一小撮。

    “乔姐，我们是高会长的朋友。”陆峥掏出记者证晃了一下，“想跟您聊聊高会长的事。”

    乔玉芬手里剪刀没停，头也没抬：“朋友？他出事之后来问的人多了，有说朋友的，有说同事的，还有说是他远房亲戚的——后来我一查，全是来套话的。你俩是哪路神仙？”

    夏晚星蹲下来帮她捡碎叶子，顺手把一根蔫了的绿萝藤绕回架子上：“乔姐，我们不是来套话的。高会长出事之前给我们留了样东西，我们想确认一下是不是他本人留的。”

    乔玉芬终于抬头了。四十来岁的女人，眼角纹路很深，两鬓碎发拿黑皮筋胡乱扎了个小揪，但眼神利得很，上下扫了夏晚星两遍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    “他出事那天上午，给您打过电话。我们想知道他电话里说了什么。”

    乔玉芬手里的剪刀“咔嚓”一声把白菊的茎剪歪了。她把剪刀往围裙兜里一揣，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泥，往店里走：“进来说。”

    花店后头隔了个小间，摆了张折叠桌，两把塑料椅，桌上搁着个搪瓷缸子，缸底沉着半缸凉透了的茶根。乔玉芬给两人各倒了杯水，自己坐下来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搓了半天。

    “那天上午九点多，他给我打了个电话。我正给一个老客户包花篮，接起来就说‘有事快说，忙着呢’。他在那头笑了一声，说‘玉芬，你今天别去店里了’。”

    夏晚星和陆峥对了一眼。

    “我问为什么，他说‘你别问，就待在家里，哪儿也别去’。我说你犯什么病了，我店里一屋子花等着修呢，不去店里花全蔫了。他急了，嗓门都变了，说‘玉芬，你听我一次，就今天，别去店里。你要实在想去，等下午两点以后再去’。”

    乔玉芬说到这儿，嗓子眼紧了一下，端起搪瓷缸喝了口水，咽了半天才把水咽下去：“我跟他结婚二十年，他从来没这么跟我说过话。我就问他，天阳，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他说没有，就是心里不踏实，让我听他的。然后他又说了一句——”

    她停住了，手指头在搪瓷缸沿上摩挲了好几圈。

    “他说，‘玉芬，咱家老房子那边，你去看看。我那间屋里有个铁皮盒子，你把它拿出来，放你店里保险柜里。别放家里，家里不安全’。”

    陆峥往前倾了倾身子：“您去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去了。他电话挂了之后我越想越不对劲，十点多关了店门，骑电动车去的。老房子在城北纺织厂家属院，空了两年多了，他以前搁了些旧东西在里头。我拿备用钥匙开了门，他那间屋里的衣柜顶上，真有个铁皮盒子，这么大——”乔玉芬拿手比了个鞋盒大小，“里头装了什么我没看，他以前交代过，他那些旧本子旧材料不许我翻。我拿了盒子就回店里了，塞保险柜最里头，拿两盆绿萝挡着。”

    “保险柜还在吗？”

    “在。但保险柜钥匙和密码——”乔玉芬苦着脸，“密码在他脑子里，钥匙他随身带着。他出事之后，警察把他的遗物还给我，兜里钥匙串上有家门钥匙、车钥匙、办公室钥匙，就是没有保险柜的。”

    陆峥扭头看夏晚星。夏晚星已经从包里摸出手机给马旭东发消息了：“老房子地址发你了，去查纺织厂家属院那套房子的房主信息。高天阳死前专门打电话让他老婆去拿的东西，肯定不是旧报纸。”

    乔玉芬忽然想起什么，又补了一句：“他电话里最后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，‘玉芬，我要是有个好歹，你找一个人——’然后电话那头好像有人喊他，他就把电话挂了。我后来一直在想他让我找谁，他也没说完。”

    “您没再打回去？”

    “打了，关机。那天下午他就——就出事了。”

    从花店出来，夏晚星开着车往城北纺织厂家属院走，陆峥坐在副驾驶上翻手机里高天阳的遗物照片。高天阳死的时候身上东西不多：钱包、手机、一串钥匙、半包中华烟、打火机。手机警方查过，通讯记录里跟他老婆的通话确实是上午九点二十三分，通话时长一分四十七秒。再往前翻，前一天晚上十点出头给一个未存名的号码打过一次，时长二十秒。

    “这个未存名的号码，查过了吗？”陆峥问。

    “马旭东查了，是个预付费卡号，开户用的假身份证，早就注销了。”夏晚星打了把方向，车子拐进城北纺织厂路，“但号码归属地在江城，基站信号覆盖范围是——纺织厂家属院跟隔壁印刷厂宿舍之间那片。”

    “高天阳前一天晚上就在老房子附近打的电话。那个电话之后，他就开始安排后事——让老婆拿铁皮盒，让她别去店里。他知道自己要出事，时间就在当天下午到晚上之间。”

    车子停在纺织厂家属院门口。红砖墙老楼，六层没电梯，高天阳家在三单元四楼。楼道里堆着蜂窝煤和旧家具，墙皮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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