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生坠楼之后，他的实验室被清理过，部分资料移交给了科技局。但按程序，这种移交应该由研究所和科技局双方签字备案，我查了一下，备案记录找不着了。”

    这话是马旭东昨天夜里挖出来的。科技局档案系统里确实没有张敬之实验室资料的移交记录，但研究所那边的出库单上签收人一栏写着“张守诚”。

    张敬德脸上的表情没变，但陆峥看见他放在膝盖上的那只手攥了一下又松开了。

    “移交记录的事，你得问局里现在的负责人，我退休一年多了，不记得了。”张敬德站起来，把碗筷收拾了一下，“小同志，我吃完了，先走了。你要是还想聊，下回提前打电话到家里来，别在馄饨铺堵我。”

    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搁在桌上——上面印着“张守诚”三个字，下面一行小字“原江城科技局副巡视员”，再下面是手机号和家里的座机号。

    陆峥把名片收好，看着张敬德走出门去。老头走路的步子比进来的时候快了不少，右手插在兜里，肩膀绷得很紧。

    当天下午，陆峥把见面情况在档案馆地下室做了汇报。老鬼听完之后拿笔敲了敲桌子：“他说‘别在馄饨铺堵我’，意思是你可以在别的地方堵。名片上留了家里座机，说明他愿意让你打电话。你什么时候打？”

    “今晚。但今晚不能聊‘深海’计划，得聊他弟弟。”

    老鬼点头：“对。你上午提了移交记录的事，他回去一定会想——这个记者到底知道多少。你晚上再打，他会主动问你查到了什么程度。”

    夏晚星在旁边插了一句：“我明天再去一趟九真茶行。余老板说高天阳定做了二十个茶叶罐，但只取走了十五个。剩下五个还在他铺子里，高天阳没来拿。我想去问问那五个罐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。”

    “五个没取的茶叶罐？”陆峥看了她一眼，“高天阳定做二十个，取十五个，剩五个。这数字有什么讲究？”

    “余老板说高天阳取货的时候是分批取的，第一批拿了五个，隔了一周拿了十个，最后五个一直没取。余老板打电话催过，高天阳说‘先放着，我回头来拿’。”夏晚星把手机备忘录翻出来看了一眼，“第一批五个罐子的取货时间，是高天阳死前一个半月。那时候他刚被陆峥点了一句‘你儿子在澳洲离领事馆不远’，还没决定要反水。”

    “第一批五个——里面可能有东西。”陆峥说。

    “对。高天阳分三次取货，第一次五个罐子里装了什么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这些罐子要是还在九真茶行，里面可能还有东西。”

    老鬼当机立断：“明天一早去九真茶行，把剩下五个罐子全拿回来。马旭东跟着去，现场拆。”

    当晚九点，陆峥拨了张敬德家里的座机。

    响了六声才接。张敬德的声音比早上沉了不少：“喂？”

    “张老师，我是今天早上在馄饨铺跟您聊的那个记者，陆峥。”

    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：“你说。”

    “我想跟您聊几句张敬之先生的事。不是采访，就是私下问问。”

    张敬德又沉默了，这回沉默得更长，陆峥能听见他的呼吸声，粗重、缓慢，像是在做某种决定。

    “你查到移交记录了。”张敬德开口了，语气很平，“出库单上签的是我的名字。”

    “对。”

    “我签的。”张敬德深吸了一口气，“我弟弟死了之后第三天，局里让我去研究所把他的手稿和实验记录收走。说是‘保管’，实际上就是拿走。我去了，签了字，把东西装了两个纸箱子拉走了。”

    “东西现在在哪？”

    “在我家地下室。”张敬德的声音低下去，“但我跟你说明白——那些东西我看过了，里面什么可疑的都没有。实验记录很正常，手稿也是学术内容。我弟坠楼就是意外，跟他的工作没关系。”

    陆峥没接这个茬：“张老师，您弟弟坠楼之前三天给您打过电话吗？”

    张敬德没说话。

    “他打过一个电话到实验室座机，来电显示是您单位的号码。接电话的是他的助手林小棠。她记得那个号码，后来我查了一下，登记在科技局下属的‘科技交流服务中心’，法人代表是您。”

    电话那头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，张敬德像是从沙发上站了起来。

    “那个电话不是我打的。”张敬德说，“那段时间我在外地出差，有出差记录和酒店入住记录可以查。电话号码是我单位的没错，但用那个电话的人——不止我一个。”

    “那可能是谁？”

    张敬德又沉默了。陆峥听见他走到什么地方，开关响了一下，大概是开了灯，然后是一阵翻找东西的声音。

    “陆记者，”张敬德的声音重新出现在听筒里，比刚才低了一个调，“我今晚翻了一下我弟弟的遗物，有个事我本来不想说——他坠楼前一个礼拜，给我寄了个东西。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里面没有信，就一张照片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照片？”

    “他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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